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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am澳门第一娱乐官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再访中国:白俄罗斯是个绝望的国家,我羡慕中国年轻人

来源:民航资源网 作者:未知  
2020-01-11 17:49:21

1am澳门第一娱乐官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再访中国:白俄罗斯是个绝望的国家,我羡慕中国年轻人

1am澳门第一娱乐官网,2016年8月18日至8月28日,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白俄罗斯作家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完成了历时十天的中国之旅。

在夏末的上海、苏州、北京,她经历了可能是她人生中最热的夏天。

盛 夏接近40度的气温,蝉的轰鸣几乎盖过飞机引擎。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仍然穿着从15度的明斯克带来的深色外套,围着围巾,站在上海浦东反着金属光的森林里,有点眩晕。

读者们在烈日下排成长队,从思南公馆正门绕到背后,他们说在等一位“诺贝尔奖”,有的还叫不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姓名。展厅里,地上坐满人,插不进一只脚,侥幸进来的克制不住笑,更多被拦在门外的抱着《二手时间》,排着队,不肯散去。

68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被搀扶出来,扑面而来的是高温、掌声和闪光灯。她悄悄问工作人员:“这么热,大家还来看书听演讲?”

羡慕

尽管身体不适,但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位前来参加签售的读者

苏州,一名初中生拿着《二手时间》找阿列克谢耶维奇签名。她很意外:“这么小就读这本书啦?”

她问小读者们的名字,让工作人员翻译成俄文字母。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孩子的俄文名,每人一句不重样的祝福,然后是一笔一划地签名,下面标上日期。

她问《二手时间》的编辑张伊:“在中国,这些书的读者是年轻人多还是中老年人多?”听说年轻人聚集的豆瓣,有将近两万人收藏这本书,她又意外又开心:“我们俄罗斯作家把这些年轻的面孔称作‘新鲜的时代’。”

白俄罗斯年轻人很少读她的书。她伤感地告诉中国年轻人:“体制下的新一代没什么可赞美的,最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几乎都去了国外。”

对前苏联这片土地有什么预言?20世纪中国为什么没写出同类作品?苏联解体后,人们是不是获得了自由?现场提问,中国读者的手臂黑压压地举在半空中,像一片悬浮的森林。

她能感觉出两个国家的某种联系。老人提问完,颤颤巍巍说俄语“谢谢”;中年人用有点生疏的俄语说了一段长篇独白,告诉她自己在白俄罗斯工作的经历。每当她提到“自由”和“真相”等字眼,都会爆发热烈掌声。而她却说:“我对你们表示羡慕。”

1989年,她随前苏联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。外滩只是个泊满船只的旧码头,没有东方明珠,最高的建筑是三根钢筋架成的电视塔。27年后,苏联已经不存在,她去黄浦江坐船重游,感叹“一点也认不出来了”,“跟美国很像”。她买了现代上海的照片图册,要带给10岁的外孙女看。

在中国闲逛,她会突然问张伊,中国的年轻人买得起房子吗?老年人怎么消遣晚年?人们去看什么演出?她每顿都吃中餐,吃汤包、吃馄饨、吃鱼和烤鸭。她对中国世俗生活充满热心,看到中年大妈跳广场舞,觉得十分有趣。在她的家乡,广场和文化宫仍然是前苏联时期的样子,人们还用马耕作。

在上海的餐厅,她看到隔壁桌点了一桌菜,叽叽喳喳很热闹,餐厅外还有排队等号的人群。她很吃惊:“每天大家都这样吗?每天餐厅有这么多人排队吗?”在明斯克,不到晚上十点,最繁华的街区就没了人影,一群朋友约在餐厅吃饭是一件“事儿”。

在距明斯克20个纬度的上海,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读者说:“俄罗斯现在是一个非常虚弱、非常绝望的国家,是一个失去未来的国家。在上海我看到了未来,我对你们表示羡慕。”

自由

“1991年12月31日,就是戈尔巴乔夫先生把文件‘啪’一下合上的时候,您在哪里?”上海书展中央大厅,有记者问阿列克谢耶维奇。

红色警戒线后密密麻麻的人潮,突然放下举着的相机,仰起脸热切地望向她。

1991年冬天,她也在攒动的人潮里,是明斯克列宁广场激动喊着“自由!自由!”的其中之一。她自嘲说:“那时,大家都喊要自由,但是这些喊自由的人有几个懂得什么叫自由?”她曾以为话语权的解禁就是自由,不久将会有自由的一代,“现在看来是非常错误和幼稚的”。

怎么找到这些被访者?有没有被拒绝过?怎么消化这些残酷题材?记录的历史跟真实的历史是不是一回事?问题纷纷飞向她。

她告诉读者关于“奥尔加阿姨”的故事。有一个奥尔加阿姨,长得很美,声音动听。在斯大林时代,这个奥尔加阿姨告发了自己的兄弟,他死在了集中营。奥尔加阿姨晚年得了癌症,快死了,人们问她为什么这么做,她说,所有人都这样。“您怎么评价那个年代?”“那是最美好的时光,所有人都喜欢我,爱我。”

她回答“怎么寻找每一个人”:“只要经历过大清洗的年代,每一个人都是奥尔加阿姨。每一个人都能讲出背叛和被背叛的故事。”

上海作家陈丹燕问她:“如果在访问中不得不触碰到别人内心的伤疤,看到一个内心平静的人在你面前坠入痛苦的回忆,会不会有沉重的内疚。”听完这个问题,她两眼放光:“挑破罪恶的时候,人们总要痛。所以,写作者先不要怕痛。”

中国读者问她,诺贝尔的奖金有没有给她自由?她说想用奖金在明斯克建一个俱乐部,请专家给当地人讲讲外面的世界,告诉白俄罗斯人世界正在发生什么,他们该怎么做。“我花了40年写所谓苏联社会主义的演化过程,多么奇怪,过了这么多年,我们对一切还不明白。”

尽管不明白,但她也没法预言俄罗斯的未来,她只希望不要再有战争。“当我结束五本系列作品时,我已经很疲惫了。” 她说自己已经没有力量再走进塔什干的帐篷里,面对那些失去胳膊和腿的男孩。

中国之行的最后一场对谈在北京,坐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身旁的是作家格非,担任同声传译的是1989年她第一次访华时的翻译。格非谈读她的书,“觉得很重”,他引用安德烈·纪德评述布洛茨基的话“俄国文学到法国以后,欧洲文学突然变轻了。”

中国的十天,时差和高温一直让她吃不消。在十几个国家演讲后,她很疲倦,接下来,还要去日程更紧的日本和美国。即使活动结束要被搀扶着退场,她还多次重复:“非常愿意和中国读者谈一谈爱”。

“战场上最可怕的是什么?”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为女兵会答“死亡”。女兵哈哈大笑:“最可怕的是要一直穿着特别丑的男式内裤打仗。”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记得这个回答,她觉得她的书不是一本历史档案,而是讨论“如何相爱,如何失望”的人类情感史。

获得了诺贝尔奖,接下来干什么?读者总是问她。她说要写一本关于爱的书,并一次次把话题偷换到“爱”上。

她已经采访了200个人,听了200个爱情故事。她原以为谈论爱情会比记录历史容易些,完全不是,“爱情是个更复杂的命题”。

当读者问她“困在二手时间的人们该怎么办”,她说解药只有一个:“做自己的事情,爱所爱的人。”她说自己是“为爱而写”的人,不管是以后写爱情,还是之前写人类。

阿列克谢耶维奇特别喜欢在中国一起工作的团队,里面都是年轻姑娘,她们管她叫“sa姨”。她喜欢跟她们讨论“爱”,天太热不愿出门的时候,sa姨和她们一起喝咖啡,问她们:“什么是爱?”像闺蜜一样分析分析她们的烦恼。

忙到顾不上吃饭的时候,sa姨会逼她们吃饭:“吃,给我吃,都吃了!”小团队集体出动,sa姨悄悄清点人数,着急打听“那个谁谁去哪儿啦?别把她丢了。”

她的中国观光常常被这些一谈几小时的谈话耽搁,谈得开心,她挥挥手说外面太热了,还是喝茶聊天好。姑娘们给她一个答案,爱情是很棒的一幅画,画里有喜悦、悲伤、眼泪、成长种种东西。阿列克谢耶维奇很喜欢,在演讲时反复说。

中国的三个城市,她只畅快地游了一圈苏州古城,在夜里坐船看了外滩,去王府井购了物。离开中国后,她发邮件告诉张伊,还想再来,不过得挑个不热的时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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